走进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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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17年9月11日,位于非洲东北角的古老国度埃塞俄比亚,迎来了自己独特历法下的2010年新年。作为东方工业园区的一个入园企业,由张家港华金元投资的东方钢铁有限公司,虽然正处于紧锣密鼓完成二线设备扩建的最后阶段,但也趁埃塞俄比亚的新年之际,全体员工休息一天。四十七岁的机修工文晓彦吃完晚饭,与同事一起散步回到宿舍,大家正在闲聊,突然文晓彥发出痛苦的声音,说头痛难忍,脸色苍白,同事们急忙帮他测量了血压,这时文晓彦收缩压已经达到160mmHg,给他服用了降压药后,同事们紧急将他送往当地条件最好的一家韩国医院。医院进行了初步检查,但夜间值班医生经验不足,只予以降压药和止痛针治疗。这期间文晓彦血压最高已达到200mmHg。

第二天早晨,主治医生确认文晓彦脑血管破裂了。由于埃塞境内医生水平有限,主治医生建议先将病人移入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等病情稳定再安排回国治疗。文晓彦的同事们却难以接受这个只用药物的保守治疗方案。就在半年前,就有一位中国同胞同样因为脑出血,保守治疗七天后死亡了。但这家韩国医院已经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医院了,当晚直接乘飞机回国又要冒很大的风险。怎么办?望着病床上自己的兄弟,他的生命之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在场一张张黄皮肤和黑皮肤的脸庞上滚落下了无助的泪水。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员工生命安全”

驻埃领导马上向国内董事长王勇汇报了文晓彥的病情,王董事长马上就给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文晓彥的生命,向各个医院发起救助,并且随时向他汇报进展。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咨询,当打到埃塞爱菲医院的王剑华院长的时候,得到一个振奋的消息。得知凌锋教授带领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代表团正在埃塞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陪在文晓彥身边的同事,心里升起来了希望。

万里之外,有一队小小的“祖国”的缩影。病情不允许乘飞机回国,祖国却出现在文晓彦的身边。他有救了!

“我在埃塞完成了第一项任务”

凌锋教授是谁?她是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因为能“起死回生”被人称为“神医”。她本人却一直谢绝这种称号,“我只是竭尽全力去救治每一个病人”。她卷曲的短发已经花白,镜片后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总是笑得弯弯的,让病人看了便心中踏实。

凌锋这次率队前往埃塞,是要参加在埃塞首都举行的学术交流会议,同时考察中国医疗援外在当地的情况,为我国提高医疗援外水平,及今后选派医疗志愿者建言献策做准备。这并不是她一时兴起。早在2014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向我国提出,希望给予神经外科的专科援助,凌锋所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第一个派遣医疗骨干前去,帮助当地医院建立了神经科室。这次经历给了她很多启发。201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凌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将医疗援外由“政府安排”,改为“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安排”,让民间组织适合当地需要的志愿医疗队,对外精准医疗支援。这次埃塞之行,就是志愿精准医疗支援计划的一部分。

东方钢铁公司的员工急匆匆地找到凌锋教授一行时,他们刚考察完当地一个急救医院回到宾馆,也来不及休息马上就开始研读CT影像。凌锋教授和鲍遇海教授、陈革教授一致认定是大脑中动脉动脉瘤破裂,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员工们本只想让专家确认一下病情,不敢奢望他们在紧凑的行程之外,抽出数个小时的时间为一名普通工人进行手术。凌锋教授等人却毫不犹豫,只要能解决手术室设备和器械的问题,他们就可以手术。但是如何能知道整个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能有哪家医院具备手术条件?即使找到有手术条件的医院,那个医院就能同意让中国专家团队在他们的医院动手术吗?这太难了。刚刚在东方钢铁的工友们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要熄灭。就在这时,孔锋教授拿起电话说,我有办法。几个电话之后,孔锋教授说她联系到了埃塞神经外科协会的现任主席Mersha教授,Mersha教授提供信息整个首都只有病人所在的这家韩国医院可能具备手术条件,但没有能动手术的医务人员。为了便于协调和配合中国专家,当天身不在首都的Mersha教授特意安排了前任主席Hagos教授陪同中国专家到韩国医院与院方协调查看手术所需的显微镜和手术器械是否符合手术条件。中国的专家为何如此神通广大,竟能用电话调来在埃塞国内一向有着强烈职业骄傲的专业协会的主席们如此迅速而周到的支持?正在大家惊讶之时,凌锋教授为大家解密说从2012年开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就受中国商务部委托,为发展中国家援助培训神经外科及相关学科的医生。至今已经有40多个国家200余名医生参加培训了,其中就包括来自埃塞的24名神经外科医生。如今,这些医生有些担任学会主席或副主席,有些担任了大学或部署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Mersha教授和Hagos教授就都曾是学习班的学员,而此行的4位中国专家又都是他们的授课和带教老师。

在韩国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和认真协调,凌锋教授向东方钢铁的员工们确认,医院具有开展手术条件。然而,由于凌锋教授团队此行目的是学术会议交流及考察,他们在埃塞并没有行医资质。而整个埃塞只有Hagos教授有6例颅内动脉瘤的手术经验。最早的一例是他从中国刚回埃塞时做的,而最后的一例是在一年半之前在这家韩国医院做的。基于如此有限的经验,Hagos教授根本无法胜任文晓彦的手术,况且他第二天要到国外开会。爱菲医院的王剑华院长又进一步协调,请示埃塞卫生部部长后,埃塞神经外科学会副主席Abat教授主动以他的名义,凌锋教授、鲍遇海教授和陈革教授以指导专家的身份组成手术团队。韩国医院的董事长在听取了其管理团队和Abat教授的介绍和申请后,韩国医院董事长的答复只有一句话“go ahead! (去做吧!)”。当下决定于第二天早晨八点由Abat 教授陪同中国教授实施手术。团队第二天的一切行程安排,都被放在一边。原定第二天上午在非盟总部参加的会议,在这个陌生的病人面前,也变得无足轻重。

这些工作完成时,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夜色已深。几个小时的检查和准备工作中,直到深夜9:30代表团连口水都没来的及喝。

9月13日早上,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的文晓彦,凌锋教授亲自给他分析病情。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具体病情的文晓彥,掉下了眼泪,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家”。

凌锋教授像哄一个无助的孩子那样,耐心地向他解释,用文晓彦家乡的四川话安慰他说,“你只是脑袋中长了一个小泡泡,现在小泡泡破碎了”。病人情绪渐渐安定下来,说“我相信代表团会救我的命”,并亲自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早上10点钟文晓彥被推进了手术室。

对手术室外焦急的同事来说,是五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对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医生们来说,则是五个多小时同时间的赛跑、同死神的斗争。

下午一点多,凌锋教授终于走出了手术室。她带着疲惫但却振奋的神情。她说虽然设备比不上国内,器械也不顺手,但是凭借鲍遇海主任丰富的手术经验和陈革主任默契的协助,手术非常成功。令在场参观手术的埃塞和古巴医生赞叹不已。等待的人群中爆发出压抑过的、哽咽的欢呼。

然而,没待人们提出请教授们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他们便悄悄离开,赶去参加下午在亚的斯贝巴大学的学术交流会。陈革教授留在手术室中,完成收尾工作,直到病人麻醉苏醒后才离开医院。当晚七点多,中国专家们和王院长又去看望了病人。那时文晓彦已经可以说话了,四肢也已经可以活动了。虽然很虚弱,但是他一直举着右手,要握一握凌锋教授的手。自始至终,中国专家们没有人提出过要收一分钱的手术费。没有哪位教授要过什么补偿,尽管做手术耽误了他们正常的行程,尽管病床上只是一位平凡的机修工人。

凌锋教授谢绝了东方钢铁员工的一切酬劳。“我们几人都是中国志愿医师。中国志愿医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援外、救灾、扶贫和义诊。其中援外工作中主要就是保障驻外华人的生命健康,帮助当地人民治疗疾病,以及帮助提高当地医生的专业技术水平。这位病人就是我们作为中国志愿医师在埃塞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挽救中国工人的生命。”

我们需要寻求积极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

文晓彦经历了手术,身体状况正在稳定地恢复。过不了多久,他便可以再与妻儿、与老父老母团圆,再投身到异国的建设中去。

几天来人们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怎样的巧合,怎样的幸运,使普通工人文晓彦能够在危急时刻遇到“神医”?

他的“幸运”,在于凌锋教授选择在这个时间,前往埃塞这个地点。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2016年,在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NGO全球峰会”时,凌锋就曾对中国日报记者表示,发展中国家的神经外科力量相对薄弱,有必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培训神经外科医师,让他们有能力救治脑中风、脑出血的患者,从而挽救更多生命。凌锋所在的宣武医院就率先垂范,已培养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几百名医生。也因如此,才得以让埃塞及韩国医生认可中国专家的医术,让埃塞医生感谢中国,才使得他们敢于和乐于不遗余力地配合手术和抢救。

帮助相对落后国家提高医疗水平,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本就是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初衷之一,也是中国在履行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庄严承诺。而埃塞俄比亚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医疗支援的重点对象之一。

他的“幸运”,还在于加入了援非企业的大家庭。他所在的东方钢铁有限公司,是2012年王勇董事长提出走出国门,直进非洲,在埃塞俄比亚最大的一个轧钢项目。公司不仅为埃塞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还雇佣和培训了大量当地工人。生产车间里,黄皮肤和黑皮肤亲如手足。在文晓彦住院、手术期间,东方钢铁的当地司机们几乎彻夜不眠,随时服从调遣。

东方钢铁只是冰山一角。埃塞90%以上的公路、全国的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以及几个重要的水电站,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黄皮肤的面孔在埃塞的路上走着,不时会有当地人过来碰碰你的肩膀,这是他们友好地问候彼此的方式。

文晓彦的故事不是一篇童话,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必然。远渡重洋,去帮助异国发展的先驱者们,始终不曾割断连接祖国的脐带;在肩并肩的劳作中,曾经陌生的国度,又渐渐吸纳他们为自己的骨肉。两片古老的土地,三群不同身份的人,在对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共同追求下,血脉相牵,呼吸相连,成为命运的共同体。每一处病痛都触痛全身,每一个部位的缺失都使整体不再完整。当工人文晓彦生命垂危,祖国和异乡都提供了温暖的怀抱。

今年5月12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表示,“目前世界许多地方都蔓延着仇外情绪,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刻意放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我们需要寻求积极的方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减少分裂。”“一带一路”正是这样将“人”团结在一起的方式。倡议的背后,远不只是冷冰冰的资金和设备流动,归根结底,“一带一路”的落实者和受益者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倡议的目的也在于燃起人与人之间永不熄灭的手足之爱。没有这种爱,邻居也会如同仇人那样疏远,彼此征伐;有手足之爱的地方,相隔重洋亦不以为远,重洋两端的人也可以呼吸相同的呼吸,牵起一贯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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